疫情当前,口罩价格大涨,多地严厉处罚口罩涨价行为。市场供应瘫痪。一些地方征用了口罩生产企业,全面免费或低价派发口罩。这恐不利于调动生产积极性,且分配成本过高,实际效果也很可能不尽人意。

本文建议,政府不干预口罩价格,让市场调节口罩生产和分配,而只以货币直接、定向补贴医院和穷人。这样,既能发挥市场的激励功能,又能帮助特定人群。

道理适用于口罩及其他急需物品。公权力可以协助市场更好运作,两者相辅相成,协同作战,而不宜一刀切地取代市场。

一、市场如何解决口罩供应?

疫情泛滥,到处口罩都紧张,但仍有程度之别。供应尤其紧张的地区,价格涨得更快,这就促使本地加紧生产,并加紧吸引外地口罩输入。中国运输系统、互联网物流世界一流;全球化时代,还可从各国紧急采购。有利可图,迅速增加供应,不是难事。另一面,价格涨起来,大家都节省使用,谨慎出行,浪费会减少,真急需的人,出价就能买到,不至误事。

有的人担心涨价了,部分穷人买不起。政府不妨出资购买赠送,但最好给予现金补贴。等不及赠送的,就去市场购买,各得其便。目前各地对口罩涨价如临大敌,但仔细观之,在多数被处罚案例中,价格虽然翻数倍,也未明显脱离本地收入水平,这是市价,是保证可以买到的均衡价格。对多数家庭而言,只要节约使用,满足救急,并不算吃力。真需要救济的人,只是少数。政府只需补贴这少数人即可。

身处前线的医院机构,政府可帮助其从市场购买。若价格高涨,医院不堪重负,政府可直接给与资金资助。各地疫情不同,各医院大可根据需求,向熟悉的供应商下单。供应商又与生产、原料供应、进口等环节连接起来。

医疗用品的供应链网络,平时早就存在。此时,这个供应网络也会根据各地口罩的需求迫切程度(以出价高低判断),向各医院派送。剧增的订单压力,会迅速传送到生产、原料、进口各环节,推高价格。厂商巨额订单在手,自然会高价从其他产业、地区、国家紧急争取原料,扩大生产。(所需虑者,是政府急切过甚,先管制价格,又征用并统一分配物资,将上述原本流畅的供应链条切断了。加上防控导致封城堵路,物流不畅,医院就无法从市场渠道获得物资了。此时只能依靠政府全面管控物资生产及配送,导致其他麻烦,容后再述。)

危机当前,人人有爱国之心,加上有利可图,大家千方百计增加供应,可以发挥最大的积极性。若仍觉不够,政府大可发挥共产党员先进性和强大的宣传动员能力,增加精神鼓励。再不够,政府也不妨动员国有资源参与生产。

这套简单的、以价格为信号的市场供应系统,在笔者想象中,已经是一套可以尽可能快捷地传递信息、并尽可能调动各方力量的系统。政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,协助市场运转,比如解决制度障碍,简化海关、检疫程序,修复交通设施,协助物流,做思想动员,救济穷困等。

但目前各地的做法,是重罚口罩涨价,征用企业生产,统一分配。这等于用一个临时组织的供应体系,代替了市场供应体系。

市场不是完美的,是有成本的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立即由政府供应取代。政府运作也同样是有成本的。若轻率取缔市场,事事躬亲,有不可忽视的困难。应该利用其权力及组织优势,协助市场运作,以充分发动民间力量,共同抗击疫情。

二、限价对供应的伤害

限价会严重扼杀民间的口罩供应,这一点许多人仍不理解。熟悉商业的人不难明白,要大幅增加供应,边际成本会上升。时值春节,加上疫情肆虐,劳力难觅。从原料采购、生产、运输、销售,整个供应链条的成本都会上升。到了药店,口罩价格翻倍,甚至数倍,不奇怪。若禁止涨价,成本无法弥补,只能停止进货。

有人说,只是处罚过度涨价、牟取暴利,让你少赚点,不至于不供应。这是相信药店有暴利。但是,当此情形,整体而言,无论价格多高,药店都难有暴利。一些旧库存,进价较低,恰逢大涨,可以发笔小财,你令其降价,无伤大雅。但库存毕竟有限。若要再进货,成本就高了。大家竞争拿货,就只能赚个平均利润。此时,即使价格翻数倍,也难有暴利。监管者若以平日市价为基准,要求削减,可能低估了真实的供应成本,令人亏损。一家遭受重罚,其他商店都噤若寒蝉,都不进货了。

一些监管者,对商业规律不太了解,仅仅因为发现口罩进价与售价差价甚大,就认定存在暴利。这不妥当。

比如,衣服和菜肴毛利率通常高,是行业惯例,但并无暴利,反而是毛利稍低一点,就会亏损。比如,酒吧的啤酒,5元进,50元出,里面还有装修、房租、以及弹钢琴小姐的工资。

以口罩来说,进出价差五倍,也未必不合理。想想看,非常时期,顾客减少,但房租、工资、银行贷款利息没法减,这是固定成本。其他药品销量大减,只口罩、酒精畅销,多加一些价,回收一点固定成本,不算太过分。再想象,口罩奇缺,老板某天跑遍市场,电话打了无数,觅到10包口罩。每包进价20元,卖你50元,也才赚个油钱和劳力钱。这都是可能存在的情形。再说经营者自身,因为坚持开店,与病患接触的可能性也大。人同此心,不让人多赚一点,怎么鼓励人冒险经营呢?

别误会,笔者不是说店主都没赚钱。笔者也不讨论店主们道德是否高尚,他们跟大家一样,有爱,也有自私之心。这不重要。笔者只论效果。整体看,竞争的药店众多,价格是个体无法操纵的。口罩价格如此之高,顾客不是傻瓜,会货比三家。各药店都涨了三五倍,就反映着缺口巨大,不是哄抬所致。此时纠结于人进货价多少,是不重要的,重要的是承认市价已暴涨,宁可让人多赚点钱,也要把信号发出去,吸引大家奋勇生产和运送。

有朋友担心,疫情不明,民众恐慌,越高越买,引起价格虚高。问题是,若要抑制恐慌,恰恰不能限价。涨价才能使人冷静,因为胡乱购买的代价高了。此外,恐慌是否"过度",价格是否"虚高",事先难以判断,只能事后看。政府不妨加强宣传、披露信息,也可以迅速调度供应,平息恐慌。

而且,价高本身就已在调动市场供应。多管齐下,若真是虚高,是难以持久的。若居高不下,就难说是"虚"了。若执法者不能宽容,一见价格暴涨就打击,就不知道究竟是抑制了"虚高",还是伤害了合理需求,妨害了必要供应了。

三、如何组织生产

有人主张,在限价之下,政府征用企业生产,平价或免费供应居民,再以市价补偿企业。这样,既平抑了物价,又保障了供应。危机时刻,征用有一定道理。不过,征用也有它的问题。另一种思路是,政府将征用补偿费,以货币派发百姓,增加购买力,来鼓励生产。若有明确紧急用途的物资,政府直接向企业购买使用。

为什么如此建议?

首先,仓促之间,民间能调动的产能就是那么多。征用只是挤占了民间原有的产能,并不能凭空增加产能。不征用,有利润和价格信号驱动,它们也在生产,也在做贡献。因此,就需要权衡,哪种办法更能调动生产积极性。

笔者担心的是,政府若真能以市价补偿,那还好,企业积极性不会受损。但此"市价"是否真市价?会否变成按政府单方面认定的"市价"补偿?前已所述,竞争之下,厂商的要价,往往已反映着真实上升的供应成本,并无暴利可言。而政府目前似乎并不认可这一点(否则也不至于到处打击口罩涨价了)。若补偿不能弥补成本,生产积极性就会受影响。

政府可考虑将资金派发市民,任其在公开市场以市价购买。产品低价派发,企业与执行者可能私相授受,中饱私囊。以货币分发居民,然后从市场以市价购买,就避免了腐败机会,同时企业有竞争压力,需要努力生产才能赚到这些钱。

有人说,政府征用企业,可以直接监督,思想动员,加上人心向善,众志成城,问题应该不大。笔者也希望是多虑了。但毕竟人有私心,国难当头,各自算计的人也不少。学法律的人都明白,制度设计都是以人性本恶为假设的。一个庞大体系的运作,若全系于参与者的道德,恐难以持续。政府即使不接管企业,也仍然可以发挥其宣传鼓动、监督之能。市场中人也有慈善之心。若再加上市场机制的约束,最终的生产动员效果,不应该更差。允许价格发挥作用,和政府督导、鼓励生产,两者可以并不矛盾。

四、限价导致不合理分配

恐慌之下,人人争相囤积。价格涨了,退休阿姨们就会少囤点,无非少跳点广场舞。上班族就能买到了。价格不涨,阿姨就先囤上几大包再说。阿姨时间成本低,到处搜罗有优势。对于药店店主来说,好不容易搞来的一批口罩,若价高,自己就省着用,挤出来出售赚钱,若不准涨价,先拿回家分发亲友好了。这次疫情过后,恐怕很多人家里会有用不完的口罩。但急用的人呢,药店又永远缺货。急用的,自然是感染风险大的,这对疫情防控不利。

时值春节,又因疫情延长了假期,许多人其实不是必需外出。口罩价高,就少买些,无非少外出闲逛而已。但也有许多人,或为生计所迫,或身负防控之责,或身处不可歇业的服务行业,是不得不出门的。口罩不涨价,商店断货,一些人窝在家看电视,囤着口罩没用。

有条件宅家里的,往往是经济宽裕者。不得不外出工作的,许多是窗口行业的收入较低者,营业员、安检员、理发师、快递员、菜场小贩、司机、买菜的保姆、小吃摊主、黑车司机、搬运工、清洁工。他们买不到口罩怎么办?政府能给他们都派发么?他们在政府统计的口罩派发名单里么?

限价政策要帮助穷人,会不会刚好害了穷人?限价政策要帮助后来才想到要戴口罩的人,但会不会反而助长了有钱有闲的人过度囤积?

此外,中国幅员辽阔,各地疫情差异很大,口罩供应其实有很大的调剂空间。不同地区价格涨幅不同,可引导口罩从相对不紧缺的地区,调配到更加紧缺的地区。供应越紧张的地区,价格涨幅越大,越能引导各地驰援。禁止本地口罩涨价,是自绝于外地援助。

五、派送体系的问题

有人担心,依靠市场调节供应,可能需要时间,情势紧急,不如政府统一调度。某些紧急情况下,可能确是如此。但若以全国整体而论,则很难苟同。

其一,涉及数十个省、数百城市、亿万人的调配,工程庞大复杂。各地、各人需求急迫性如何,信息量庞大,失去了价格信号的指引,如何能办到?会有多少急需的得不到、不急需的先得到?

其二,无论市场还是政府分配,都需要一个庞大的物流分发体系。靠市场配送,有的是熟练的体系:批发商、零售商、药店,京东、菜鸟、顺丰、饿了么......这些商业网络之所以成功,是因为它们不仅承载了物资流,还承载了信息流、质检流、信任流和资金流。而政府分配,则是一个临时搭建的配送体系:卫健委、红会、街道,居委会、村委会,仍须协调的细节太多了。哪个派发体系,更便捷、便宜、安全呢?

举个例子。在杭州,医保局每天定量免费发放口罩,市民通过微信平台预约后,凭证件在规定时间内至指定药店领取,每次限领5只,10天内每人限领一次。在上海,由村委会、居委会负责登记、发放凭证,市民凭证去指定药店,限额领取。药店到处买不到,现在免费领取,可以想见将供不应求。

笔者希望主事人已经把相关问题都考虑到了。比如,本市预计需求人群多大?各地点每天派发能力多少?需求不是固定的,免费的需求会上升,预约点、药店会不会排长队?会增加多少传染风险?愿意去排队的,会不会多数是时间廉价、收入低的老年人,以及没有其他途径搞到口罩的低收入者?这些人要么年纪大,身体差,病毒防护的知识不足,要么奔波在外,暴露风险较大,聚集在一起,配额有限,过几日又得去排队。感染风险如何?

另一方面,整个分发体系动员的人有多少?他们自己每天要消耗多少口罩?政府将维持这个派送体系的经费,直接打到居民卡上,让他们自行网购,通过京东、淘宝派送如何?一个京东快递员,能否代替几个居委会大妈的工作?还有一点很重要,口罩发放范围是否覆盖了所有人群,尤其是那些不在户籍和居委会掌握范围的人口、贩夫走卒?这些人,是不是政策要优先保障供应的?

其三,目前最重要的是口罩及时合理分配,以遏制疫情,而不是保障人人廉价得到。特别是大城市里,居民收入较高,口罩价格涨一些,多数人应可负担。政府只需货币补贴少数困难群众即可,不必全面接管口罩分配。

其四,政府配送人员,主要靠公益心和责任驱动;但市场中人,不但也有公益心,还有利益驱动,积极性更强。

其五,资源紧缺、人人欲得,政府调度,腐败难免,主事人私相授受,长官、亲友优先满足,末端的底层,可能排在最后。这严重考验政府的监控能力。而市场配送,价格透明,分配者要自用,也得出钱购买,没有腐败空间。

目前各地不约而同,严惩口罩涨价,市场体系的运作,已经受到严重影响,只能等待政府分配。政府可以征用和督促企业全力生产,但是否有更好的供应方法,还可斟酌。目前网上有网店反映其进口的口罩被海关征用,不知真假。有医院反映分配和捐赠的物资不合用,需要的物资却因封路、运输禁令而买不到。对于捐赠物资管理分配中的种种问题,也有报道。笔者所在的海南某市,时至今日,药店仍贴着无货告示,政府分配也不知何日能跟上。但愿这些只是个例。

总结:

若以价格机制引导口罩生产分配,政府协助引导市场供应体系运作,需做的工作包括:

1.允许口罩价格自由浮动,不再处罚涨价药店;

2.允许口罩生产企业自主生产销售;

3.简化审批,协助落实设备、场地,帮助企业扩大产能;协助解决因隔离、封城导致的工人不足;

4.对经费不足的医院给与财政资助;

5.协助物流企业运作,给与通行便利;

6.各级政府不应禁止本地医疗产品外运。鼓励不同省市之间的调剂。地方政府需要医疗物资,需按市价购买,财政有困难,上级政府可考虑资助。(笔者理解地方政府要优先保障本地防控工作的困难,但若各地因此画地为牢,对防控大局不利。在疫情防控的责任考核规则上,有关方面需考虑这个因素。)

7.加强疫情信息披露,抑制恐慌;

8.对于低保人群、窗口行业人员等,视情况或购买口罩按系统发放,或给与货币补贴。

越是困难的时期,越是应该让本来已经建立起来的商业网络发挥作用,而不是轻易就宣布它已经失效,用另一套临时搭建的体系取代它。公益和行政的力量,应该与市场力量互相协调,互相补充,并肩作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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